国务院副秘书长有“新面孔”:系援疆干部

发布日期:2021-05-25 21:10   来源:未知   阅读:

原题目:国务院副秘书长有“新面孔”:系援疆干部,此前任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人社部网站5月20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建波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建波此前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

今年5月12日,国务院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为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援疆干部

公开资料中,关于刘建波的先容很少。政知君留心到,从各方报道看,刘建波曾历任国资委综合局局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等。

刘建波曾是援疆干部。

据《兵团日报》报道,在2008年9月,刘建波从北京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兵团副秘书长,帮助兵团分管领导处理教诲、科技、卫生、食品药品监管、人口盘算生育、体育、红十字会工作的日常事务。

报道中提到,刘建波共援疆3年。3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兵团14个师和百余个团场;由他主持的多份调研报告得到兵团领导的好评,在兵团制订相关政策措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此外,刘建波还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多次与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沟通、协调,活力通过政协渠道反映兵团社会事业发展中存在的艰难,争取全方位的支持。

2012年,中国青年网曾集中采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援疆办、兵团援疆办及多位援疆干部。当时,还刊发了国务院办公厅援疆干部刘建波近照。

刘建波在接收采访时提到,“(援疆干部)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平凡,也很个别。只不过是因为所承当援疆义务的起因与情形各有不同,而在身份上显得有些特殊。”

历任职务

在2013年7月,刘建波曾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办副主任”的身份缺席相关研究会。

2017年9月,他以“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局长”的身份到企业调研。

在2018年,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曾赴国办秘书一局,就办文办会办事等相关业务工作进行学习交流。当时主持座谈会的是刘建波,他的身份是“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当时,国办秘书一局会议一处、核文处、文电处和国务院总值班室相关负责同道介绍了本部门工作职能、轨制建设、流程尺度等,并回答了相关问题。

国办秘书一局

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办秘书一局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并非只有刘建波一人。

2015年5月孟扬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也是秘书一局局长。孟扬是国办的“老人”,早年援藏多年。

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也曾担任过国办秘书一局局长。

2000年12月,时任国办秘书一局局长的徐绍史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后徐绍史又历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任等。

国办秘书一局是国务院办公厅内设机构。

《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国务院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工作。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

政知君留神到,在2008年,国办曾印发《对于印发国务院办公厅重要职责内设机构和职员编制划定的告诉》。

通知中提到,国务院办公厅为辅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

告知中提到,国务院办公厅设9个内设机构,其中秘书一局的职责是办理国务院全部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务及国务院领导同志内事活动、政府信息公开、文电收发运行和国徽印鉴管理、信息、档案、公文核稿、文印、机要通信和机要文件交换、办公厅保密、《国务院公报》和《国务院大事记》编辑等方面的工作。

在刘建波履新前,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转任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根据官方暴露的简历,高雨也在国办工作多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副局长、局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副部长级)等职务。

2019年10月,高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

“核心决策由我担当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2021年5月13日上午,高雨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参事室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会见并介绍有关情形。

他说,围绕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等职责任务,突出重点,深刻研究新时代参事室、文史馆的职责使命,使参事室和文史馆努力成为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议的有力支撑。

相关报道:

高层到底怎么决策? 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

2004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我离开中国社会迷信院赴任新岗位时,去向院里一位老领导求教,请他领导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犹豫满志的样子非但不鼓励,还严肃地对我说“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现你理论水平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心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主张,当真虚心地看、听、学和悟。”这个提醒相当程度上端正了我对新岗位的基础心态,算得上是给我上了“入职第一课”。2011年我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行政工作经历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也把握不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此,我还是谈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懂得和感悟吧。

文 |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微信民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原文首发于2021年5月8日,标题为《高层到底怎么决策? 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文章节选自《江小涓学术自传》,原题《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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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的意愿和意志非常重要

那种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未几,很多问题靠讲实践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而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看法后要由高层定夺。改革开放较早时期的决策进程我知之甚少,但一些主要决策若不高层拍板决策,就难以攻破理念和好处的阻碍,也难以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

以近些年力度很大的环境维护措施为例,固然恶劣环境事件始终产生,舆情反应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管理的诉求迫切。但真的要举措时,就有许多担忧和疑难,例如影响了经济增添、增加了投入、承担了过多的寰球责任等。这些辩论各有道理和破场,道理还可以探讨,但破场不容易转变,说理并不能解决不合。况且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前提和论断并不相同。

一方的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正,影响经济效益好理解,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品德,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倾向富人的诉求。

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掩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方式保护本人,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物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沾染的种种恶果。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意识,而是最高层下信念必需解决严格的环境传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断定,此后严厉的环保措施才华出台和有效实施。再如近几年政府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然而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其有存在的理由,放手会带来新的问题。

但高层领导以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才能和能源,这是当前的凸起问题和重要抵牾,动摇推动,才使问题有了很大改观。

2

试点是我国推动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

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重视试点,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层的教训、智慧和首创精神”这个基础理念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起因。

第一,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规模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局部试点都属于此类。

第二,表明此事仅在小规模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

第三,允许地方就地取材推进改革。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根本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法分批分期推进。例如近几年的高考改革,需要地方有较好的工作基本和教育布局,因此就让被迫先改的省市先行试点。

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详细部门的“金蝉脱壳”,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高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议后续政策。

第五,还是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办法。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存在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

概括一下,试点可能积累教训、测试效果、冲破妨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迄今不算主流。近多少年政府推动“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门的权力消减了不少,极少数部分好像有通过“试点”来“设租”的迹象,渴望不要形成新的势头。

试点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如此重要,但是,学者们对试点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从实际剖析角度看,试点效果好并不能得出大面积实行后的效果也同样好的论断。

例如,从局部试点到全局推开,是典型的市场均衡问题。小范畴试点时改变的只是部分均衡,不会改变全体市场的性质,市场价钱可能被视为固定不变。但是全面实行后必定会导致全面均衡的改变,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或者因素供给的均衡,产生不同于小范围试点时的成果。

比喻,当小范围试点“政府私人配合错误(PPP)”名目时,因为管理精巧且关注度高,名目推动过程的可控性较好。而当大面积推开后,有可能浮现重大的利益输送或腐败问题等。我本认为做这种“试点-推广成果差异评估”的研究应该不少,但实际上却很少能查到类似文献。

3

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

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定层往往会认真倾听跟对待。记得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写给起草组的研究报告、见解和倡导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个别性行业中与其余类型企业相竞争。

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发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有些情况绝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干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理办法的结果不太有控制,此时学者们分析透辟的专业性倡议会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有一段时间某种状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问题的性质和水平都不易断定,相关部门一时不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清华大学的薛澜教养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提议,切实推进了相关工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各方面呼声很高,恳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质疑,这种意见也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和网络遍布后公众表白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经常受到批评质疑。例如在医疗改革过程中,不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专家不同意将基本保障程度定得高,不批准将报销比例提得过高,就被批驳为缺乏对患者的同情心。当初好像有一种偏向,专家们抒发观点时更加谨慎和费解,或者用“两方面”来平衡。记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位专家都有明确意见,但公然讲时都讲“两方面”,我问他们的意见是“既要……,也要……”,还是“既要……,还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们想了想说是“既要……,更要……”,由此表白了他们的倾向性。

不外,我国学者似乎较少做论证改造计划或政策后果的研讨。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判断了政策目标之后,须要考试多重目标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否恰当跟够用等。

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拟》杂志上发过一篇对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连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具体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引导看,他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咱们都晓得应当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端推进,不是负义务的态度。我担负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导、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然而,总体上看仍是讲情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水平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

还有一种情形是,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但是,决策者们还盼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本钱的评估,掌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当初有学者批评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尽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施展淘汰过剩产能和掉队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聚。

然而在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相似举动,国家之间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 既有“以邻为壑”,也有“为己筑坝”,为防止本国产业受影响而投人巨额资金,导致了寰球性的货币宽松。谁都知道这样做有问题,但都欲望让本国企业续命而他国的企业首先倒下。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债务链时,政府必定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出现,不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动。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良多提议,但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打算并不久。当然,专家们情理讲得透彻,也能发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4

确定政府干预是否公道并不容易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我们40年繁荣的源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轻易不稳,因此调控的必要性强于牢固发展的国度。特别是GDP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当干涉企业的行动,也有为企业赋能的能源和才干,能够助推企业进入市场并增强其竞争力。

就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今日的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处所政府的诸多支持。外资企业的立场和观点就很有意思,它们长期受到地方政府较多有形与无形的关照,彼时并未指认这种做法分歧乎市场规则。最近几年我们强调内外资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我暗自想他们以前“找市长”就能搞定的诉求,本日也要按程序办理了。诚然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这种内外资等同的准则没有错。从前几十年,局面发展变革很快,后来人们斥责的“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履行过久的“好”的政策。 所以准则上讲政府干预要公平是对的。然而在每一件详细问题的处置上,有时候界线并不清楚。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入。2009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培训团,在清华大学公共治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辨别接受两个月的培训,我担任团长。在哈佛期间,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是一门主课,以案例教养为主。第一堂课老师讲解多少个案例后开始探讨,有一位市委书记上台说,“危机类型那么多,你们这一套太复杂了,而且挂一漏万,咱们很简单,只有书记到场,叫谁谁来,让谁上谁上,需要什么调什么,有预案也只是底线,现场要随机处理的问题太多”,而后还讲了一个自己城市的例子。此头一开,书记市长们纷纷登台讲述,后来几次的课堂就很热闹,连老师也觉得很有趣,叫来助教一起听,认为中国另有一套系统和机制,有的时候很管用。

后来,有一位书记得意地告诉我,上课还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很有理论高度”地讲了一次应急管理问题,大家都赞美他有了“哈佛”程度。我就想起科斯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光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提,由于他信赖当人们请求上司给教唆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货色,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产生的事件果然如斯。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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